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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代青岛老纺织工人的历史记忆
作者:波音直营平台

 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,日本人在青岛老沧口、老四方等地区建立了许多工厂,其中棉纺厂就有九个之多。他们掠夺中国的棉花,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,赚取高额利润。其中位于今青岛市李沧区的就有四个,它们分别是1920年建厂的宝来纱厂(后掠夺兼并民族企业华新纱厂)、1921年建厂的富士纱厂(国棉七厂)和钟渊纱厂(国棉六厂)、1935年建厂的同兴纱厂(国棉八厂)。

  著名作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说过:“历史实在是很难梳理清楚的,即使是亲历者也有各自的局限,受到各种遮蔽,所以很难还历史原貌。不过,每一个人都说出自己所见的那一点,也许会使历史的叙述更多面、更真实。”

  我母亲王珍美是同兴纱厂(新中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八厂)的老职工了,人生无根蒂,飘如陌上尘,听母亲说,1941年她只有11岁,当时由于家里姊妹兄弟多(9个),为生活所迫,就从平度老家跟着三个姐姐来到青岛同兴纱厂做童工。

  据我母亲回忆叙述,当时纱厂以女工为主,纺织女工中有很多像母亲一样只有十一二岁,迫于生计,她们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的重担。

  母亲虽然已80多高龄,但是思维还是蛮清晰的,时常谈起上世纪40年代日占时期在纱厂做童工的经历,尽管充满苦难酸楚,然而历史的记忆是抹不去的……

  回眸历史,40年代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,青岛人民处于奴隶地位,遭受空前的压迫,纱厂工人的苦难尤为深重。沧口、四方、东镇是青岛的工业区,日本9大纱厂等重要企业都设在那里,工人密集,是日军警戒的重点。除驻有海军陆战部队外,日本宪兵队设有台东、沧口两个分队,日本总领事馆设有四方、沧口两个派出所,伪警察局设有四沧分局与保安中队。日本工厂除管理人员全部由日人担任外,均设专门监管工人的“劳务系”。该系的日本人大多身带武器,随时去作业现场和住地进行监视,可以任意抓捕工人。各厂均实行搜身制度。另外,还雇有一定数目的秘密谍报员,负责对工人进行侦缉、搜捕工作。

  据母亲叙述,为了加强控制,工人进入日本纱厂做工时,须要填写详细人事卡片,还须找出保人,其住址与职业也须详备。一人出事,保人“连坐”。日伪在青岛推行保甲制度也是从沧口、四方开始的。

  当时,我母亲在同兴纱厂每天工作12小时,有时还要长,母亲和许多同兴纱厂从外地招收的工人,她们背井离乡,集体住在厂方提供的极为简陋的宿舍内。除受厂方管辖外,厂里设立的专门针对女工、管理女工的保护员有绝对的管辖权利。工人挣的工钱,有的规定必须交给保护员“保管”;每天吃保护员提供的伙食,但伙食费相对市面上而讲要贵很多;她们还要负担公差、画彩票等盘剥压榨。

  我母亲回忆说,纱厂的管辖制度非常残酷苛刻。车间的管理人员有日本人、大把头、二把头、小把头等许多层。稍有不合他们的心意处,不是拳打脚踢,就是罚款以至开除。工人除了遭受打骂外,人格还要受凌辱。他们下班出厂,必须解开衣服受日本人或他们的爪牙搜查,女工也不例外。

  母亲回忆说,当时纱厂工人中流行着这样两句话:“吃的猪狗食,过的牛马日!”每天做工12小时以上,所得工资少得可怜:技工每天工资三、四角钱;青年壮工每天三角钱;女工、童工每天二角钱;而刚进厂的女工、童工每天工资只有一角多钱,若再被厂方扣除房租、水电费,所余就寥寥无几了。母亲据许多已去世的纱厂老工人回忆:所余只能买五六个窝头,这不仅不能养活一家老小,连自己也难以糊口。工人稍有过失,动辄罚薪,至少罚款二角。如当时钟渊纱厂对工人制定了各种罚款制度,一般为一天工资,多者达两天工资;织一匹二等布就罚20码,有的车工每天被罚到80码到100码,除被罚款外,还要遭到把头和日本监工的毒打。因此,有些纱厂工人一见出了次布,拔腿就跑,不敢进厂。疾病生育也不给假;10天不到厂就被开除;因公受伤及残废者也不给抚恤。

  母亲说,纱厂工人在厂做工,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,必须在车间里一面看车一面吃饭。12小时内喝不到一点开水。有时渴得难忍,偷着去喝点凉水,一旦被把头、监工看见,就遭痛殴。“中国奴”、“亡国奴”是日本监工平常辱骂工人的名词;10多岁的童工、缠足妇女或因饥饿、或因体力不支,稍为表示点疲倦或昏倒在地,就被认为是假装而遭痛殴。冬天则抓住工人的脖颈,放在冷水管下冲淋,直到鼻破血流,浑身结冰,方才住手。这是日本纱厂特有的刑罚。工人长年累月这样生活,骨瘦如柴,特别是童工和女工。女工为了生活,于怀孕之后不得不用绑带将肚子紧束起来,忍着痛苦进车间干活,正如当时工人哀叹的:“男怕结婚女怕嫁,怀孕失业吃什么……”许多女工为了挣这点低得可怜的工资,往往把出生的婴儿淹死在厕所里。凡此种种数不胜数,那时日本纱厂不啻人间地狱。

  当时工人在睡梦中听到上工的汽笛,心里直发慌,就像“牛马被赶上磨坊一样的滋味”,“单只有点吃的,也不在日本纱厂干活”。那时厂里拉三遍笛,才是整6点,但厂方却规定拉两遍(5点45分)就得进厂,否则就被关在大门外。有时工人苦苦哀求进厂,也要被扣罚工资(1分钟扣1小时的工资)。

 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,日本物资短缺就更加严重,粮食尤其更加匮乏。橡树是大片生长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一种植物,橡子原是狗熊吃的东西,人根本不能吃,吃了大便结干,坏肚子。母亲回忆说,1944年,当时纱厂的日本厂主竟然把橡子面硬发给工人顶粮食,叫人们掺和着吃。

  工人们连饭也吃不饱,当然容易生病。生了病得不到治疗,就面临着失业和死亡。尤其是传染病,简直使工人无法抗御,不幸染上那就悲惨了。母亲曾经听她师傅、已故纱厂老工人孙玉芝说:“1939年,青岛伤寒病流传,在四方北山纱厂工人宿舍里,发现了伤寒,日本人立刻用石灰划了一个很大的圈子,禁止里外人出入。一位姓程的纱厂女工全家6口,死的剩她姊妹2人;一位姓于的纱厂女工,哥、嫂和两个姐姐一起死了4口;一位纱厂女工感觉头痛,不由分说,被日本鬼子拉出去活活烧死了;那时候在厂里干活,连鼻子也不敢捏,谁捏鼻子就说你是伤寒,让鬼子抓走,就是没病也没命了。”

  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;压迫越深,反抗越烈。在日本侵略者军事占领和法西斯统治下,青岛纱厂工人处于奴隶地位,没有政治自由,实际上也没有生存的权利,被推到死亡线上,在苦难中煎熬,工人们要活命,要反抗,这是必然的。

  据母亲回忆叙述,当时纱厂工人反抗的主要方式是群众性的磨、偷、打、浪费等。笔者据母亲的回忆归纳整理如下:

  (一)磨。即磨洋工,是人们对怠工的俗称。上班时磨磨蹭蹭,懒懒洋洋,出工不出力,干活不出活。日本人在场一个样,日本人走了就另一个样。纱厂工人磨洋工的顺口溜是:“上趟茅房(厕所)半点钟,提上裤子10分钟。”气的日本人后来把茅房的门都砸烂了。工人们在车间里瞅空就“开空车”(机器空转不出产品),日本人在外面听见机器轰隆隆响,进门就对工人伸出大拇指说:“好好的!”纱厂女工摸准了日本监工进出的规律,趁他们不在车间的时候,大磨洋工骗日本人。尤其是夜班,日本监工总是在9点、12点、3点从办公室出来转一趟,查过后就回去睡大觉。女工们于是就派上“岗”,盯着日本监工的门,车间里大家就轮班睡觉,有的车空转;有的车当“代表”,开着应付充数。当值“岗”的看见日本人出来了,一声口哨或敲个什么,大家很快整整齐齐地站在车旁,机器飞转,马达轰鸣,鬼子也就放心而去。

  (二)偷。就是偷窃日本鬼子工厂的东西。不论生活用品,还是工具、器材、原料,有机会就下手,成为又一种普遍的反抗方式。“偷”的原因当然与日军占领的殖民统治下生活极端困苦,为了养家糊口争取活命有直接关系。但工人们首先认为偷的是日本人的,所以流传着一种鲜明的爱国主义口号:“偷鬼子的(东西)不算偷,被鬼子打了不算丢(人)。”这就划清了这种“偷”与通常的社会道德、刑事犯罪的“偷”的界限。

  (三)打。即打鬼子,揍汉奸。日本人在厂里或工地上当监工,对工人任意打骂,直接统治,汉奸把头充当其耳目爪牙,卑鄙无耻,都是工人最为痛恨的。打,是原始式的报复。打日本人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后期,日本内外交困,日本人日益失掉威风,工人的胆子也就壮了起来,有人就挺身而出,为中国人出口气。到1945年,日本人气焰更低,中国人胆子更壮。日本监工到纱厂车间巡视,不知从哪儿就飞出个木管,打的日本鬼子哇哇直叫。车间里梭管、工具乱飞,问谁,谁也不承认,根本找不出是谁扔的。从此,吓得鬼子很少到车间了。

  (四)浪费。对日本纱厂里的原材料,工人拿不回家就浪费,通常是大材小用、延误时间、增加消耗、弃之报废等等。日本纱厂工人通常是开空车、或任花卷粘了、棉纱断了头也不管,机器坏了就停在那里,维修工人不催就不动弹,维修能糊弄就糊弄。给机器加油,故意把油眼外面弄的到处是油,油眼里面却没有油,使机器使用不长时间便坏了。机器打空转,使机件磨损加快,车间里停了一大片坏车。

  三四十年代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反抗,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,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,缺乏组织领导。这种自发性的斗争,显示了纱厂工人的斗志,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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